4月25日14时11分，尼泊尔发生8 .1级强震，中国西藏震感强烈。尼泊尔官方人员5日表示，目前该国大地震已经导致至少7566人丧生，另外有超过14500人受伤。对于地震，国人的悲恸神经总会难以抑制地被触痛。在不久前的4月14日，正是玉树地震五周年，马上要到来的5月12日，七年前此日的汶川大地震，这些都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个个悲情记忆。

灾难应对是全人类的一个重要议题。防灾减灾工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根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的统计，2005至2014年，中国的自然灾害数量居世界首位)。基于此，中国扶贫基金会与瑞森德共同开展了“中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基础调查”工作，着眼于调查个体层面的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以下内容整合整理自调查报告。

中国公众防灾减灾现状不容乐观

来自全国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小学师生的5807份问卷，展示了中国公众防灾减灾状况的基本轮廓。报告中呈现出现阶段我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的发展情况，和防减灾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学界、媒体、N G O组织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共同探讨，以求推动，以最终促进全社会的防灾减灾能力。只有防灾减灾工作做在前了，在从汶川到尼泊尔这样巨大的灾难前面，其给人类带来的伤痛才能更好地防减。

调查发现：城市小学的防灾减灾教育普及率较高，为95.5%，但学生在具备基本安全意识的同时，依然缺乏基本的灾害应对知识。同样，城市小学教师的培训比例也较高，为86.4%，但只有六成教师表示有信心组织学生应对灾害，实际上能够回答基本知识题目的仅有不到三成。危机情况下，学生和教师的自救能力，以及教师引导学生逃生的能力亟待提升。

相较于学校社区，城市/农村社区的防灾减灾更加薄弱。只有不到4%的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了基本的防灾准备。只有24.3%的受访者关注灾害知识。城市居民的培训比例低于教师群体，为63.7%，在知识层面掌握基本减灾技能的仅有10 .5%。在所有受访群体中，农村居民的培训比例最低，为47.0%，并且只有11.0%的受访者关注灾害知识，缺少危机意识。

本次调查表明，学校社区的参与培训比例、灾害关注度最高，城市社区次之，农村社区最低。然而无论是否参加了培训，多数调查对象的减灾技能都不足以应对基本的灾害情境。通过调查，三个方面的问题成为亟须推进破解的。

首先，缺失的知识标准与体系。在调查问卷的编制过程中，发现目前公开出版的综合防灾手册，通常是在常见自然灾害的基础上，基于编写者的认识加入意外伤害、急救常识、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等内容，在各自的分类下罗列抽象的知识点，且不同的资料之间标准、系统亦不尽相同。知识标准和体系，是灾害教育的基础，然而目前国内尚缺乏一套系统的、可以指导防灾减灾教育实践的、为行业所公认的防灾减灾教育知识标准和体系，严重阻碍了防灾减灾教育的有效推广与普及。

其次，存在从知识到行为的鸿沟。我们一直在知识层面探讨防灾减灾教育。但事实上，防灾减灾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个人具备安全意识，掌握知识技能，最终养成行为习惯。可以说，行为是唯一有效的衡量标准。紧急情况下，只有经过持续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可以帮助人们在灾害面前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安全。

由知识到行为的转化，持续的知识学习和实际训练必不可少。长期从事防灾减灾教育的专业人士认为，授课式培训几乎无法使人具备基本的应对能力，成人每年至少要接受两次安全行为的训练，儿童每年最少四次。

据了解，目前国内防灾减灾专业机构在学校开展工作时，有的在一所学校集中开展周期为三年的项目，有的每月在学校开展一次安全教育。可惜，有机会开展这样的防减灾教育的学校并不多，本次调查的全国百余所学校中，67.5%的学校每学期开展一次培训或者演练，11.7%的学校每学年开展一次，16.2%的学校不定期开展。“教学任务太重，时间精力不足”是受访教师在开展安全教育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此外，“理论知识较多，缺少实践”在学校培训存在的问题中位列第一。相较而言，学校的安全教育工作已经较为组织化、制度化，城市和农村社区的培训和演练频率及效果令人担忧。

防灾文化要扎根日常生活

自汶川地震以来，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正在有计划地起步发展，国家层面的灾害管理机制已经初步建立。地方层面，根据《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十二五规划》，全国已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减灾委员会或减灾救灾综合协调机构。在民间，也已经出现了不少致力于灾害救援的公益机构和志愿者团体。然而相对于重大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关注和资源涌入的程度，人们对于防灾减灾重要性的认识明显不足，全社会对防灾减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与灾害教育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都还有着较大差距。

日本是典型的具有防灾文化的社会，倡导“自救”、“互救”、“公救”的原则，即灾害发生后，首先是个人自救，其次是社区邻里互救，最后是政府的公共救助。诸如“消防团”、妇女防火俱乐部”、“青少年消防俱乐部”等等的民间自发的防灾救灾团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以“消防团”最为典型，基层的地方行政单位市、町、村几乎都有自己“消防团”。这些组织平时在社区中开展防灾知识科普、防灾训练、防灾巡逻等工作，灾害发生时会引导居民避难、救助伤员、搜集传递信息、分发物资。截至2002年，全国共有3641个消防团，25351个消防分团，约有团员95.7万人。另一项2002年的数据表明，日本3252个市町村级行政区划中，有2472个拥有居民自主防灾组织，总数接近9 .7万个，按全国总户数统计，有56.1%的家庭加入其中。

美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减灾型社区，社区应急反应小组是重要的基层减灾组织，其成员不仅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增强公众的自救、互救能力，灾害发生时也担当辅助救援的工作，例如组织志愿者、搜集灾害信息等。此外，公众服务队也是重要的基层减灾组织，旨在通过教育、培训和志愿者服务等方式，提高公民的危机防范和社区参与意识。截至2013年，全美共有2389个社区应急反应小组，覆盖约70%的美国人口，1200多个公众服务队，覆盖美国人口的63%。

现阶段，配合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工作规划，专业的民间机构需要通过不断发展自身的能力，为公众免费提供体验式、参与式的防灾减灾知识文化服务，在公众防灾教育中承担起更大的职责。同时，在建立和培育志愿者组织，开展志愿活动方面，民间机构具备先天的优势，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让生命更具韧性？

第一，加强公众防减灾能力提升方面的基础研究。了解目前公众在防灾减灾意识与能力的现状、特征和困惑，对于政府部门制定方针政策、相关机构设计落地项目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也是公众自身认识现状、做出改变的重要基础。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 M A )自2005年开始便建立了“市民备灾调查数据库”，凡是针对美国民众灾害准备情况的相关调查都会更新收录在数据库中。目前，该数据库已经收录2001-2014年的各项调查406篇，包含大量的一线调查数据。而我国目前以公众为主体的减灾防灾研究较少，多从灾害治理的角度讨论宏观机制，且缺少基础性的调查研究。

第二，建立防灾减灾知识标准和体系。防减灾知识标准和体系的缺乏已成为影响我国公众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的瓶颈。知识标准和体系的建立，是行业共识的基础，也是行业发展相对成熟的标志，对行业人才的培养，防灾减灾机构专业能力的提升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面向个人或家庭维度的防灾、减灾标准尤其重要。可参照、可执行的防灾减灾标准，能够让公众清楚地了解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与基于本能的恐惧相比，理性的认识更能唤起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主体意识，这才是成熟的防灾意识。

参照在灾害教育方面起步较早的国家，FEM A于2002年编写并发布了《你准备好了吗：市民灾害准备工作的详细指导》，2004年8月，该指南又经过了修订、更新和扩充。具体内容包括：(1)灾害准备工作，例如如何得知当地的应急规划、如何确定灾害、如何收集应急救助包等；(2)如何应对灾害，例如针对不同类型灾害的灾前准备、灾期应对、灾后重建的详细指导信息。这是美国政府对个人、家庭、社区最全面的权威指导。此外，FE M A以及红十字会的官方网站上都设立了专门的灾害知识板块，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的人群提供相关知识。日本各级教育委员会都编写有《危机管理和应对手册》、《防灾教育指导资料》等教材；主要灾害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都建立了专门的网站或网页，作为宣传防灾知识和发布防灾信息的平台。这些由国家层面的权威机构发布的知识标准和体系，指导着机构和个人的防灾减灾行动。

第三，设计针对不同群体需求的防灾减灾课程与产品。联合国《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报告指出：“教育是减轻灾害计划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败的关键”，校园无疑是防灾减灾教育的良好土壤，一套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设计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课程，将有效推动防灾减灾教育切实落地开展。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号召各地中小学开展防灾教育，并组织编写防灾教材，分发给每所学校。2000年还编写了一套面向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教材。1999年，美国红十字会面向5-14岁儿童及其家庭开发了“灾难演习”培训课程，提供相关的知识、技能和工具。到2005年，380多个红十字分会通过教育者和红十字会志愿者在各自所在社区推广这一课程，6年的时间，覆盖了520万儿童，目前该课程已经正式成为美国的校园课程。无论由政府主导编写，还是由专业机构协助开发，标准的教材和课程体系有力地确保了防灾教育在校园中能够顺利开展。

第四，发挥大众传媒在灾害教育中的作用。重大灾害事件是媒体报道的关注重点，但媒体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忽略对公众开展有效应急行动的引导。而当灾难过后，也很少见到灾害教育相关的内容。充分发挥媒体在灾害教育方面的重要积极作用，一方面需要号召媒体承担起其公众教育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也需要专业机构的智慧与努力，将媒体工作者发展成为灾害教育的志愿者和培训师。

第五，投入更多慈善资源支持灾害教育发展与普及。据调查，全球范围内只有不到0 .7%的灾后援助用于灾害风险减少工作，而在防灾减灾工作中花费的每1美元意味着将相应节约7美元灾害发生后的救援与重建工作支出。在经济因素的考量之外，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投入，换来的是无价的生命和健康。

重大灾害往往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也往往会吸引大量企业及社会捐赠，然而，减少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是日常的防灾减灾教育和建设工作。目前，部分企业已将安全纳入了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然而，在与企业资源和渠道结合的深度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保险机制等也与防灾减灾工作有着紧密的关系，希望能有更多行业的企业将支持防灾减灾工作纳入企业社会责任长期规划中加以考虑，而不仅仅将其限定在重大灾害后的临时性捐赠。

在为美国民众编写的备灾指导开篇，FE M A就以应急管理金字塔的形式指出公众的重要性：公众是国家应急管理系统的基座，每个人都有责任在灾害期间保护自己并帮助他人。日本的灾害教育也奉行自救第一的原则，让民众意识到自己的安全首先要靠自己保护。防灾减灾需要从每一个人做起。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