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进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针对灾区的重建选址原则、城乡布局、村镇规划等课题，6月17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重建组在北京联合召开“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专家研讨会”，为灾后重建规划支招。专家们集思广益，为灾后重建规划献计献策。本报记者采写了一组报道。
重建规划要考虑多种复杂因素 大规模移民不太现实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灾后重建规划要考虑多种复杂因素。”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宗晋说。
在分析汶川地震灾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人口分布以及此次地震的特征及危害后，马宗晋提出，重建规划要充分考虑当地复杂的地貌特征，同时，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居民居住的特点和习惯等也要有充分认识。另外，从长远来说，堰塞湖不是一个简单的事，部分地区还会不断地发生滑坡、暴雨，产生堰塞湖，需要及时有效地处理。规划对此也应予以充分考虑。
既然地形地貌如此复杂，高山峡谷显然不太适宜人居，那么，何必再让百姓继续在那儿居住？为此，有人建议：干脆把住在这些山里的人都迁出来。
“至少从目前看这不太现实。”马宗晋说，“灾区移民非常复杂，面临政府怎么重新规划的问题，有些人也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马宗晋指出，安置房建设和恢复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值得思考。另外，目前灾区工业生产恢复较好，而商业活动的恢复却并不太好，这值得注意。
选新址必须慎重大城迁建有一定困难
震后重建是在原地建设还是另选新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邹德慈提出：必须慎重考虑。分析国内外发生过的大地震，如美国的旧金山大地震、洛杉矶大地震，日本的东京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中国的唐山大地震、邢台地震等，震后重建，主震区大部分没有搬迁。唐山在1976年的大地震后也只是迁了一部分，本来曾经设想全部迁出的，但事实上没有做到。邹德慈说，大城市迁建有一定困难，可以用加强防震抗震的技术措施来解决原址建设问题。
当然，迁建慎重不等于一点不动，有些村庄也应该考虑适当的调整，特别是在高山峻岭上的村庄，趁重建机会要予以调整，个别乡镇可能也需要搬迁。但在搬迁过程中，应该是多种方式，综合考虑生产因素，以及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
从电视上看到很多受灾农民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拣些废砖烂瓦给自己重新建房，邹德慈深感欣慰。他认为，让农民生产自救，政府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帮助，这种方式本身值得我们考虑。
“多数农民可能愿意在原地重建，这是最快的方式。”邹德慈说。
关注弱势群体 勿忘“临终关怀” 安排适量教堂、寺庙很有必要
灾后重建，要提高学校、医院的设防标准。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原因就在于，在学校和医院里生活、工作的是弱势群体，他们具有很弱的自救能力，所以要给他们更高程度的安全空间。推而广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谢礼立认为：将来孤儿院、敬老院，以及残疾人集聚的地方，也都要提高抗震设防标准，不应仅仅局限于学校、医院。此次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们的救灾活动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无比，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但是我感觉，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很遗憾。”谢礼立说：“什么东西呢？临终关怀。也有不少人埋在废墟里面，由于种种原因，就是救不出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在里面，束手无策。这说明我们缺乏临终关怀，今后在规划时候要注意。”
他认为，在重建规划中，安排适量的教堂、寺庙很有必要。“这非常需要，不可缺少。”谢礼立说：“希望在做重建规划的时候，把这些能够考虑进去，把临终关怀作为今后我们以人为本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希望我们的重建规划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
规划种类太多必须综合核心问题是划出禁建区和限建区
灾后重建规划已经启动，但显然规划的种类实在太多：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水利规划、交通规划、林业规划、旅游规划、文物保护规划等等，十几种规划让人眼花缭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陈为邦提出：规划怎么综合可能是当前最大的问题。“规划如何统一，这是对我们国家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考验。”陈为邦说，“在空间布局规划上，我们起码有三、四种规划互相之间的协调是不够的。面对这么一个灾区重建的任务，各个规划能不能协调起来？我希望国家能够综合。在抗震救灾的第一阶段，我们党政军统一协调，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希望我们的规划也协调得好一点。”
他同时指出，重建规划核心问题还是把禁建区和限建区划出来，划得尽可能科学准确，这是规划的重要前提。
陈为邦分析说，灾后重建规划里边，不同层面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要求，受灾群众希望能够尽快搬回去，在过渡房里少住一段时间，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希望迁建，这也可以理解，他觉得原来的地方不合适。另外，省里有省里的考虑，国家也有国家的考虑。现在面对多种不同主体的要求，规划方面怎么考虑？还有民族问题，要尊重羌族、藏族居住的文化需求。因此，灾后重建规划，是一个既长远又迫切的任务。这个规划既是综合的，又是一个系统，按部就班地做肯定不行，要求很急，但是由于角度不同、看法不同，可能有争论，需要综合评估。
科学评估 民生优先 移民“后遗症”可以避免
灾后重建不是对震区原貌的恢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提出：要科学评估，民生优先。
王一鸣说，地震区的地貌条件非常复杂，科学评估论证非常重要。要通过评估，划定范围，严格意义上讲，重灾区才是下一步规划的重点；其次，对灾后损失的评估也要体现科学性；第三，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评估；第四，大致划分出适宜重建、不适宜重建的区块。这四项评估将为科学规划提供重要的支撑。
划分出适宜和不适宜居住区块以后，可能有一部分人口需要外迁。可以就近安置，对居民不会有大的影响。另外也可以考虑省外安置。“有人提出，以前水库移民带来一些后遗症。”王一鸣说，“但我认为，组织性的移民和自愿打工留下来的不一样。当地政府可以把吸纳这些打工人员作为支援灾区的一个行动。”
王一鸣算了一笔账：四川灾区如果40万在外地打工者能够在当地落户，再加上家属随迁，以一家三口计，就是120万人。
对于就地安置的人口，怎么办？王一鸣说，要以适宜重建区和适度重建区为基础，限制重建区要控制，不要大规模安置人口。在适宜和适度重建区里选择一些合理的安置点，这是城镇规划非常重要的内容。
王一鸣同时指出，灾后重建规划工作量很大，规划期很短，必须齐头并进，加强衔接和交流非常重要。
充分考虑交通问题 借重建之机减少山区人口
“这次地震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当地地理环境不太适宜人居。”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杨秀敏说。
他认为，要充分考虑道路交通问题，下力气重建，应选择在稍微开阔一点的地区。这次地震灾害这么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路问题耽误了时间。要借助重建机会减少山区人口。
“这次滑坡很彻底，从山顶往下滑，整个那面山光秃秃的，我问了一下阿坝州的同志，我说恢复自然面貌几十年够吗，他说不够，至少得上百年。包括北川三面山体滑坡，映秀那个地方原来山清水秀，现在光秃秃的。”杨秀敏说，“灾后原地重建，不如搬到更适宜居住的地方。”
不仅提高设防标准 建筑细部构造也应安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锡元认为，灾后重建地区处于高山峡谷，这是很不利的因素，但是也有有利的方面，规划上要考虑是不是适当分散一些，不要那么集中，找相对安全的地区发展。
他同时指出，建筑安全不光是设防标准的问题，提高公共建筑的设防标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建筑结构体系要合理，要抗震，这是很重要的，在体系抗震保障前提下，在细部构造上也应该保证安全。
“现在我们的建筑很多失败都在细节上。”周锡元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建筑的结构体系肯定要好，体系不好肯定不行。在体系比较合理情况下，细节决定安全性，建筑细部构造决定建筑的命运，也决定住在里面的人的命运。”
他认为，在恢复重建中，公共建筑应由大的设计院和施工单位承担。
从优化人地关系看重建规划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要错失良机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处于地震灾害频繁、危害极大的地区，长期威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所长张兵提出：要从长远优化这个地方人－地关系的角度来看待重建规划。
他认为，从汶川到茂县、青川这条线开始往东，一直到映秀、北川，这个地方的产业情况有一定的相似性，汶川着力打造工业走廊，203道路沿线考虑的也都是工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化工；龙门山里面有很多工矿点，而且还有很多居住区，这些工矿点不仅开矿，也有很多植被保护、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于这些地区，在灾后重建规划中，要深入地分析和判断其人－地关系，做好人－地关系的调整。
另外，张兵强调，对于灾区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文化遗产的状况应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街区、名村、名镇都是成片。光从文保单位、古建角度理解显然不够。”张兵说，“在抢救性保护基础上，要利用这次重建机会，使我们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街区的保护状况有所改观。”
灾后重建不是低水平克隆 重点处理好五个关系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吕斌认为，科学规划，为灾区群众重建一个安全的家园，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近期和远期的关系。目前我们急于建设，但是安全的地点在哪儿？我们的空间在哪儿？都是问题。怎么能够很快地让灾区的群众、企业进入比较正常的生产生活状态，还要跟将来建立一个安全和谐的家园这个目标结合起来，忽略这两点中的哪一点都不行，有很多工作需要规划行业跟其他行业紧密结合。
二是新与旧的结合关系。北川、青川、映秀这些重灾区肯定不能就地重建，但是有些地方尽管离断裂不是太远，再如果加强防灾标准还可以建，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在重建模式上，不管是简单的就地重建，还是简单的完全放弃，都很困难，需要比较综合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做到新旧统筹。
三是将来区域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关系。灾后重建不仅是城市的复兴和重建，农村占的量也很大。另外，还要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在当地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做减法。
四是自然和城镇发展的关系。如果就地重建，这个地方可选择的余地很少，要谦虚地处理好人地关系，特别是在选址、用地适宜性评价方面应该强化。
五是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包括少数民族文化，下一步在建立安全城市或者重建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些文脉怎么能够保存延续，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恢复。“灾后重建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克隆，尽管有很多压力，我还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川西北部家园。”吕斌说，“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基础上，要尽快建立起我们国家新的防灾、减灾体系。”
恢复重建需要统筹思考 水坝不是越多越好
两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提出：灾后城镇恢复重建一方面要总结经验，一方面要探讨现实情况，要统筹思考。他认为，此次震灾受损失最大的不是城镇，而生态恢复需要较长时间，也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另外，灾后现场清理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在规划中要予以考虑。
水坝建设会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越多越好？结合涪江水坝较多的情况，周干峙指出：水坝建设并不是越多越好，实际上各个国家都是有一个从修水坝到拆水坝的过程，绝不是坝越修越多。慢慢减少才更符合科学规律。“一个涪江恐怕每个县都有水坝，而且不止一个，有很多的小水电站，因为有坝就有电，有电就有钱，要发展经济，当然要搞水电站。地震发生以后就面临很严重的问题，恢复重建的任务也不小，甚至有些不合适的地方得拆除。”周干峙说，“将来坝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慢慢要减少，这样才符合科学规律。”
对于废墟清理的问题，周干峙的看法是：应该尽量利用废旧材料，很好地处理现有的建筑垃圾，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粉碎。另外，清墟临时措施和长远规划要有机结合起来，规划和建设也要一步步地衔接好，更多地考虑怎样做才能让老百姓最有利、最方便。
基础设施并非都要大而集中 利用当地经过历史考验的建筑体系
在灾后重建中，如何更多地考虑当地的情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韩爱兴提出，应更多地强调利用当地经过历史考验的建筑体系。
此次地震灾害，与城镇相比，农村房屋倒塌的情况较严重。在目前条件下，由于人才缺乏，让面广量大的农村住房也都请专业人士设计和施工，显然不太现实，在当地也不太可能。“如果能够利用当地几百年、几千年的传统结构，即使地震烈度高一点，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能不能更多地利用当地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实践证明比较安全的结构进行建设？包括碉楼的建筑，虽然比较简单，但是至少比较安全，不会因为房子楼板的倒塌造成生命安全。”韩爱兴说，“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利用当地经过历史考验的建筑体系。如果能够利用当地几百年、几千年传统结构，即使地震烈度高一点，我想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他同时指出，应吸取这次教训，扭转我们的居住方式，人口可以适当集中，基础设施效率要高一点，但不一定都要搞大而集中的方式，如果能够就地小型循环应该也很好，而且现在的技术也能够支持小型分散的方式。
规划可以考虑自上而下 农村安置应注重农民生计
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条件比较薄弱，此次受地震破坏程度非常厉害，而当地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要远远高于城市居民，在灾后恢复和建设当中农民自主性的愿望也远远高于城市居民。目前，灾区部分农民已经开始了自救行动。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规划院规划所总规划师赵辉提出，对于农村地区来讲，在安置时候应该充分注重农民生计问题，做规划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赵辉说，进城、进镇、进乡，或者做点上的分配，这种方式很难达到实际实施的需要。在农村地区规划中，要特别强调农民生计和土地关系问题，尤其对于迁入地所能够提供的土地和利益关系问题，这需要很高的政策操作层面的技巧和措施加以保证，需要和城市化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不是简单地做人口的再分配。还要考虑城市利益分配问题，在异地安置过程中，如果在总量基本一致情况下，城市和农村人口通过怎样的方式平衡利益，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这方面需要做一些思考。
规划要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生命线工程是规划布局基本要求
汶川大地震从城镇、乡村的建筑、交通、市政、公共服务设施的大量损毁全面反映了城镇规划建设中的诸多方面的突出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王凯认为，汶川大地震对城市规划工作带来六点启示：
第一，城镇的宏观布局一定要以区域环境条件为基础。根据过去做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时的分析，汶川地震大的范围处于不适宜开发建设的区域。
第二，城市选址与空间布局必须以工程地质条件评价为基础。
第三，生命线工程是规划布局中的基本要求。目前规划界谈得比较热门一个词是“生态优先”，首先还是应该生命优先、安全优先，如果城市安全做不到保障，再适宜的环境也维持不下去。
第四，必要的工程措施是城市面临灾难的缓冲剂。
第五，城市灾后的应急机制必须尽快建立。
第六，灾后重建规划要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摘自《中国建设报》